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发掘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探索中华原始文化的传播融合

  6月11日,由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104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和63家全国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共同投票的“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固镇县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从全国300多个入围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四赴垓下考古发掘成果丰硕

  近年来,我省考古发掘工作连创佳绩。在省文化厅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下,省文物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求真务实,不辱使命,积极配合全省重点工程,开展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区域考古调查和重点遗址发掘。全年累计调查文物点100余处,完成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20余项,进行考古勘探100多万平方米,发掘古遗址1.5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3000多件。其中固镇垓下遗址新发现大汶口晚期城址,更是引起了全国广泛关注。省文物局对垓下遗址发掘高度重视,指导制定了系统的发掘方案以及保护措施,并多次在系统内召开工作攻坚动员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加强领导,落实责任,选调精兵强将,加快进度,抓突击,抓冲刺,集中力量做好垓下城址的考古挖掘工作。

  今年1月初,省文物局和固镇县人民政府在固镇召开了“垓下史前城址考古发掘成果研讨会”,邀请国内专家学者就垓下城址的定性、年代、功能、发现的意义与价值等问题进行探讨。专家们经过广泛研讨,对史前城址取得了共识,即垓下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能够确切认可的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是当时的中心聚落,也是当时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最早的城,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意义重大。

  填补空白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在多次的发掘中,经钻探发现城墙外有壕沟,城内有台形基址、成片红烧土堆积、窑址、水井、沟槽等。发掘当中,揭露面积1000余平方米,终于证实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始筑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汉代增筑的城墙,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排房一组、台形基址一座,陶窑一座、墓葬11座;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及秦汉时期的灰坑74个,沟12条;汉代开凿大型水槽1处、水井3口;宋代墓葬2座等。出土各时期文化遗物共计约400件。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是最重要的收获,发掘证明,遗址内的文化层堆积主要为两个大的时期,下层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厚1.3米至1.5米,堆积由红烧土颗粒层、黄黏土和灰土等不同土质构成。上层属秦汉时期,厚约0.6米,堆积以深灰色黏土为主。西周、战国和宋明时期的遗迹有零星发现,局部区域存在宋明以来的文化层堆积。

  垓下城址作为皖北地区第一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对于探索中华文明原始文化的传播融合等学术课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东方史前文化最重要代表之一的大汶口文化,过去一直没有发现可以确认的城址,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填补了这一空白。同时,更填补了海岱、中原、江汉、太湖四大文化圈之间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文化漩涡地带无史前城址的空白。

  全面保护科学合理利用资源

  固镇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安徽省文物古迹比较丰富的地区之一。多年来,在蚌埠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固镇县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文物保护利用投入大、程序规范,整体水平位居全省先进行列。固镇县委、县政府在保护文化遗产工作上,是从有效解决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矛盾问题开始,提出“加强文物保护、打造文化品牌、带动经济发展”的工作思路。他们在全省率先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制定文物保护规划(“垓下遗址保护规划”),且开辟了地方政府出资主动开展考古发掘、制作保护文本的先河,先后拿出70多万元,用于考古发掘工作。固镇县的遗址保护措施赢得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好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居中表示,非常赞赏固镇县保护文物的理念。文物保护不是以保护方法、以利用为目的,而是保护就是目的,利用要在不破坏文物的基础上才可以利用。

  对于如何进一步保护垓下遗址,专家们一致认为,规划非常重要,就考古来说,从调查、勘探、发掘、研究、保护、利用都应该考虑到规划里来。在保护区外围,利用新的创意和高科技手段来表现史前文化和楚汉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专家们建议省考古研究所制定一个全方位的考古计划,列入固镇县的垓下遗址保护规划和旅游规划当中,使之顺利展开。

  一、城的年代定位:大汶口文化晚期?

  方辉:它是淮河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座大汶口文化城址,填补了安徽省内距今5000年前后史前城址的一个空白。栾丰实:这个城址大概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层位——关系上:城下面压的单位,是大汶口晚期偏早一点的,然后在城墙上面有一组排房。城的内侧有一个土台子基础的东西,叠压在最下面的城墙坡上,而且土台子上面的破坏土台子的瓮棺葬出土的遗物可以到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交,这样可以看出,在土台废弃之后的年代还能到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之交。其次就是上面的房子,都应该属于大汶口文化末期。那么这个城墙应该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没有问题。能不能用到龙山,如果将来从其他地方有证据说明可以到龙山,也不能排除。另外从介绍情况看,城墙堆筑的过程中有时代的差异,这点对于我们认识这个城址使用的时期、年代很重要。

  梁中合:城址的使用下限可能到龙山文化早期,或者是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过渡期阶段。

  二、城的筑造方法:堆筑?

  栾丰实:用堆筑这个词是对的,刚才有几位先生说,堆筑是南方城的一种建造方法,我觉得不是,应该是中国早期城墙的一种建造方法,山东现在发现的龙山城,基本上都是堆筑的,良渚的、屈家岭的城址都比龙山的早,所以用堆筑的方法很自然。

  三、排房和城墙存在怎样的关系?

  何驽:垓下遗址本身存在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们会疑问,城墙上会有房子吗?这对我们的观念是一种颠覆。以往我们发现长江中游区域,在城墙上建房子是存在的。

  栾丰实:就是房子和城墙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城墙废弃了盖房子,还是城墙在用的时候在上面盖房子,这个房子盖的时候是这个城墙用了若干年以后在上面盖的房子又和城墙共用了很长时间,还是在这个城墙不用了再在上面盖房子?这对准确地判断这个城墙的建造、使用、修补和废弃都非常有价值。四、城墙和城内遗存如何对应?

  栾丰实:如果讨论聚落形态,首先要很清楚年代,如果把不同时期的房子摞在一起,来讨论它的社会形态,讨论它的社会结构,是没有意义的。

  赵春青:要注意区分城和聚落的概念。可以在城墙外做调查,看垓下遗址城外陶片的分布,还有城内布局的演变。一定要在分期的基础上摊聚落的布局。

  五、城的功能问题:防水或防人?

  何驽:防水的一般基脚很宽,而防人的夯土城墙陡直而窄。从宏观上讲,我认为洪水控制体系这个概念要继续跟进。

  赵春青:这个城址是一个自然和人工相结合的防御设施,不是一个单纯的针对自然的防水设施。目前还不宜下结论说它是单纯防人或防水。

  栾丰实:城的功能,在中国一般就是两种,第一个是防水,第二个是防人。至于是防人的还是防水的问题,还需要不断地做工作,搜集证据来证明它。

  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考古重要成果

  城墙顶上的排房、城内的台基、史前地震迹象、汉代沟槽和车辙印展现垓下城址数千年的兴衰史城墙与壕沟

  经过东城墙的2条探沟和北城墙的1条探沟解剖得知,城墙结构基本一致。东城墙墙基宽约24.7米,残存高度最高达3.8米,系堆筑而成,主体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筑造,汉代可能有所增筑或补筑。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为平地起建,先使用比较纯净、粘性较好的棕色土间杂沙性白土块和由黄、褐、浅灰色沙性土等各种土混杂而成的特征明显的花土平堆成上窄下宽的山坡形,再以其为核心,在上面顺坡逐层堆筑,根据堆积结构和遗迹的打破关系,可以分辨出至少三次堆筑过程。

  北城墙相比东城墙保存略差,解剖所见城墙基宽约22.5米,残高约2米。同样采用堆筑法建造,平地起建,先用灰白色纯净细沙土掺和少量的焦黄色黏土堆成墙芯,再于其两侧逐层堆积进行加宽增高,形成墙体。从堆积结构上也可以分辨出三次堆筑过程。

  城墙堆积内出土的遗物以残碎陶片为主。陶质多夹细砂,泥质较少。陶色以红、褐色陶为主,其中外红内黑陶最多,有一定数量的灰陶。器表多饰有纹饰,流行横、斜篮纹,极少量饰有绳纹或方格纹。可辨器型有鼎、罐、鬶、觚形杯、高柄杯等,器物形态具有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较为典型的特征。

  由于在2007年和2008年解剖东城墙时未能发现直接叠压在城墙上的早期文化层或足够明确断代的遗迹,因此保守起见将城墙的建造年代初步推定为不晚于龙山文化早中期。至2009年发掘北城墙时,在城墙内侧发现了叠压城墙的丰富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堆积,并在城墙顶部发现一组应属于大汶口文化末期的排房,因此确定了城墙的始建年代应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外侧发现有濠沟。经解剖得知濠沟紧挨城墙外侧,有新石器时代和汉代之别。东城墙外的濠沟只解剖了近墙体的局部,详情未知。从北城墙的发掘看,新石器时代的濠沟被汉代濠沟打破外缘部分,根据沟底的走势宽度约在15米左右,深约5.5米,沟内淤积以灰褐色土为主,含有少量烧土块和大汶口文化陶片。

  排房与台基

  在北城墙偏西的城墙顶部,发现了一组东西向排房,系顺城墙走向建造。建房前可能用了质地较细的淡黄色土对城墙顶部铺平,再于其顶部下挖形成浅穴式房屋。排房由5间连间房屋和1间独立的附属性房屋组成,各间房屋均为长方形,五连间房屋共长约16米,每间房屋面阔2.3米至3.3米不等,进深约4.45米,房屋间设有隔墙,隔墙宽度约16厘米至32厘米。仅有3间房屋残存有墙壁,高度20厘米至45厘米。房屋地面受到不同程度破坏,残留的地面及墙壁皆抹有白灰面,地面与墙壁交界处皆绘有红色线条,可能是一种装饰。

  位于最东的一间房屋,因与5连间房屋存在宽约0.5米的间隔,所以形成独立的一间,但与5连间在同一条直线上分布,宽度较窄,仅1.6米,长约4.2米。地面呈由西向东略凹,抹有白灰面但非常粗糙,室内残留陶器较多,有鼎、器座、瓶、石支架等,鉴于上述特征判断,此房间应非居住所,更可能是附属性的建筑。

  在城址西北角,城内靠近城墙处发现一座台形基址,西北—东南走向,推测可能是一座毁弃的建筑基址。台基东西未发掘到边缘,已揭露部分宽约7.5米,长超过14.5米(根据走势和钻探情况,台基长度可能在15米至18米左右),高约1米。台基上发现有几条残存的基槽状遗迹,在台基顶部和漫坡周边发现数座瓮棺葬。从打破台基的瓮棺葬内出土的遗物推断,台基至少不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

  共发现墓葬15座。能判断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的有4座土坑墓、7座瓮棺葬。土坑墓都为单人葬,墓向基本一致,皆朝东略偏南,仅一座有随葬品。瓮棺葬以将一件器物打碎上下铺盖为主,也有两器扣合和陶器倒置的形制,用来随葬的陶器有瓮、罐、鼎、甗等。另有宋墓2座,皆为小型砖石混合垒砌的北宋平民墓,出土一件黄釉瓷碗与一枚“咸平元宝”铜钱。

  其他

  除上述重要遗迹外,还发现有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的灰坑,平面形状主要有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以红烧土碎块作为坑内堆积的灰坑占有相当比重。

  在北城墙现有的缺口处,发现一条汉代挖成的大型沟槽,长40余米,宽约5.8米,深约3.7米,从城内延伸至城外,直通沱河,或可能在汉代时作为水门使用。在汉代淤层板硬平整的表面上发现两道清晰的车辙印,车辙与沟槽方向一致,间距1.3米。其后,在汉代淤层表面又被较厚的一层陶片、瓦砾所覆盖,可能是水流冲积和人们有意铺垫共同形成的出城道路。从其中出土的瓷片可以看出,陶片、瓦砾层可能形成于宋代。而介于瓦砾层与汉代淤层之间的车辙印究竟是汉代还是宋代产生的却难以判断。

  秦汉时期的其他遗迹以灰坑、水井为主。灰坑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多数较大的坑内皆包含有大量筒瓦、板瓦等建筑垃圾,还有残碎的陶瓮等生活用具。如H35为圆形坑,直径4米,深度达到2米以上,坑内出土大量的筒瓦、板瓦残片,并成层地见有残碎的陶瓮等,还出土了几件铜镞和较多的铁器。

  出土的秦汉时期遗物中陶器以泥质灰陶占绝大部分,也有少量的黄陶,器表多饰有绳纹、瓦楞纹、弦纹和交错绳纹等,器型以筒瓦、板瓦最多,其次有瓮、盆、罐等陶质生活器具。其他遗物有铜箭镞、铁质兵器和生活用器等。西周、战国以及宋明遗存有零星发现。如瘪裆鬲、蚁鼻钱等。

  地震迹象

  在探沟解剖东城墙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处奇怪的现象,探沟西段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墙体堆积出现明显的断裂错位,经安徽省地震局专家多次现场考察并取样分析,认为可能是一次发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强烈地震活动留下的迹象。

  城墙堆积断裂错位现象发现于2008年5月12日,当时城墙发掘至一层灰黑色灰烬层,发现灰烬层出现断裂错位现象。根据这一线索对这一片的土层又仔细刮光辨认,确定了堆积断裂错位的范围。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以及地震局专家对错位位置的取样切片分析,从第二次堆筑的墙体开始向下包括生土层都发生了断裂错位。错位处在平剖面上均可见宽约4毫米的裂痕,其两侧土层厚度对称,完全相合。

  垓下遗址是淮河流域一处重要的遗址,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看,它具备大汶口文化的普遍特征。但遗址中发现的白灰面排房、台基等都是大汶口文化中极为罕见的,具有自身特点,与同区域蒙城尉迟寺遗址中的发现有较多类似之处,可能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同一个类型。垓下城址作为淮河流域第一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城址,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是目前整个大汶口文化中最无疑义的一个城址,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垓下探秘专家观点

  2010年1月9日,由省文物局和固镇县人民政府在固镇召开“垓下史前城址考古发掘成果研讨会”,会议由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主持,固镇县委书记汪支边致辞。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对考古发掘工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出土文物进行了仔细研究、分析,并就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专家介绍栾丰实山东大学东方考古中心方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中心梁中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我省历年入选项目

  1992年天长市三角圩西汉墓群

  三角圩汉墓群位于天长市东北2公里处,其中1座为战国晚期墓葬,其余24座为西汉早、中、晚期墓葬,共出土各类文物700余件,其中有数十件国家一、二级文物,保存完好,国内罕见。

  1994年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尉迟寺遗址位于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东150米处,总面积1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约4800-4300年,是我国目前保存较为完整、规模较大、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的原始社会聚落遗存。

  1998年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祭坛和墓地凌家滩古遗址位于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距今约5300-5500年历史,有“中华远古文明曙光”之称,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发现的1000多件玉器中,种类之多、造型之美、制作之精,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古文化遗址不能比拟的,具有重要价值。

  1999年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

  柳孜,古称柳子填,位于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西,1999年发掘出一座沿运河而建、面积900平方米的石造码头,在随后的考古工作中还发现8艘古沉船,在运河内发现如此多的沉船在我国尚属首次。

  2006年六安双墩一号汉墓

  双墩汉墓位于六安市郊,“双墩一号”是西汉六安国首封国王刘庆的陵墓,核心区面积近5平方余公里。此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汉时期、保存较完整的诸侯王王室墓葬群之一。

  2008年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双墩一号墓位于蚌埠市区淮河以北3公里,隶属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双墩春秋一号墓葬结构,主要由封土堆、墓道和墓坑三个部分组成,是目前淮河流域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墓葬封土堆之一。墓葬发掘中发现的形制、结构和遗迹等遗迹现象极其复杂,出现许多从未见过的新文化现象和建筑遗存。2009年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

  垓下史前城址位于固镇县濠城镇北,南沱河南岸。经钻探发现城墙外有壕沟,城内有台形基址、成片红烧土堆积、窑址、水井、沟槽等。三次发掘面积共1000多平方米,经考证,遗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汉代两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