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材料特征的意义

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学生与研究者而言,经常面临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中国考古学中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发现了一批考古材料,进行了整理研究,但是不知道这些材料有什么意义。无论多么细致的描述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的描述又有什么价值呢?

任何物品的特征都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要选择这些特征,而不是那些特征?凭什么陶器的形状要比陶器的功能更值得研究呢?考古学家选择研究哪些特征显然是与考古学家所感兴趣并试图解决的问题相关。

从考古材料中找到能够研究的特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常常是你想了解某个特征,但所有的考古材料中都语焉不详,让人无比郁闷。

以上所说,实际上涉及到考古学理论的三个层次,解决考古材料特征的意义需要中程理论,解释为什么要研究那些问题涉及到高层理论,而从考古材料中获得可以研究的特征是低层理论的范畴。

高层理论决定我们应该去研究什么,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矛盾斗争,强调经济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必定要去研究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相关的因素,如技术、经济方式、社会分层等等。进化考古学关注人类社会的进化问题,所以考古学家要去研究文化基因(meme),从考古材料中去寻找具有文化基因性质的东西。生态考古学关注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所以要从考古材料中研究生态材料(ecofacts)。后过程考古学家关注性别、地方、阶层、殖民地、体验等等因素,与之相应,在考古学研究中应该关注对应的材料。

我们要研究什么呢?我们想知道什么呢?这些问题对中国考古学来说是极其难以回答的,我们为什么研究,因为研究可以来钱!因为研究可以创造名誉、地位!为什么研究?为了展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辉煌灿烂无尽绵延泽被后世的古代文化!我们关心科学么?我们关心现实社会么?我们关心人类命运么?我们为什么研究呢?反复地询问,但是很遗憾,我在现实中没有找到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答案。也许正因为我们不知道要研究什么,所以我们在寻找考古材料特征的意义的时候,格外地彷徨,格外地迷惘!

无论如何,我们会把考古材料整理出来,从中找到了一些特征,但是这些特征与古代人群有何关系呢?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缺乏合适的办法去知道。在旧石器考古学领域,我们经常面临一堆石器材料,分类描述统计完毕,归纳出若干特征:什么什么石料最多,哪一种器物占主导地位,占多少比例,修理方式如何如何……,然后呢?没有然后,然后结束了!要了解石器材料的特征需要了解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者是如何生活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早已消失,但是近现代民族志中,以及利用民族志与民族考古调查,考古学家对于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有了相当的了解,其中比较出色的包括文化生态学与行为生态学。知道狩猎采集者适应的基本原理,我们就可以去推导、去预测、去验证。比如说流动性降低之后的狩猎采集者必定要在一个地方待更长的时间,那么他们制作石器的整个流程就更可能发生在这个地方,于是我们就可以找到从石核到石片、断块、断片等产品,代表操作链的所有阶段;如果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群体,那么就可能带入成品或半成品工具进入遗址,也就是更多外来的原料,代表操作链的产品不完整。如果我们去统计这些类别的石制品,可以期望得到定居者与流动者不同的特征。毫无疑问,民族志中狩猎采集者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有区别,但是适应机制上差别是有限的,所以宾福德反对单件器物的类比,而强调文化适应机制的探讨。

类似的研究就是实验考古学,当代考古学研究者的实验只能近似地模仿古人的行为,但这不是说实验考古学就毫无价值。就像我这个暑假仿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铲,我用的是建筑用天然板材,跟古人的板材有区别,我们的使用方式、力量素质、使用技巧与古人都有差别,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定我们能够了解古人石铲的方式,这种菲薄的石铲如果用作铲,非常容易撬断。现在如此,古时候也是如此。实验考古学具有很强大的力量,当代科学研究大量采用实验的方法,连当代哲学中都兴起了实验哲学的分支。通过实验是了解考古材料特征之意义的良好方法之一。

在新石器考古领域,民族考古学同样非常有价值,不过关注的重点发生了改变,旧石器考古学研究者更加关注文化适应方式的进化与变迁,新石器考古学研究者更关注是社会的复杂性进程,为什么农业社会越来越复杂?为什么文明能够形成?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族群的民族学与民族考古学研究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材料,而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新石器考古学者关注社会发展理论,关注文化心理结构等,就像狩猎采集者研究之于旧石器考古学家一样,这些理论与材料成为新石器考古学家必不可少的参考。

从考古材料中发现特征的方法很多,以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相结合的方法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方法,长期为中国考古学所应用。如今通过考古统计、GIS区域分析、遗址资源域分析等等方法可以帮助考古学家发现大量零碎考古材料中所包含的特征;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诸如动物、植物、地质、DNA、生化分析等等手段也是获取考古材料特征的重要手段。以旧石器考古为例,寻找考古材料的特征的方法不仅依赖地层学、类型学,更重要的是要拓展分析的材料,从前只研究石核、工具,如今废品分析成为重要的内容,包括石片、断片、断块、碎屑等在内的废品能够说明很多问题,而从前的研究很少注意到。通过微痕分析了解使用痕迹特征,通过残留物分析了解所加工的对象,通过地化分析了解原料产地等等,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石器材料更多的特征,为进一步的分析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个层面的研究都很重要,并不因为名称高中低而有地位的高中低区别,在考古学研究中都缺一不可。中高层理论在中国考古学中研究非常缺乏,中层理论中实验考古、民族考古学的工作都非常有限,高层理论的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中国考古学为什么要开展研究?应该去研究什么?应该怎么去研究?这些问题很少有人去反思,偶尔开个头,就戛然而止。中高层理论的贫乏导致低层理论领域增长乏力,大家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你不知道所要获取的考古材料特征有什么意义,那么你就很难打起精神从考古材料中“榨取”相关的特征——这通常是极为繁琐单调的工作。

建设总比批评难,单纯就现状而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通过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建立起来的考古材料特征,很难说有什么意义。新石器考古还稍好一些,旧石器考古领域那种神鬼莫辨的分类能够说明什么呢?也就神仙才知道。如果说新石器考古是希望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分析进而讨论人群之间的关系,那么它还需要解决几个中介理论问题,一是风格分析,究竟哪些风格能够代表一个群体,这些风格究竟代表着什么(人群共同的心理结构?);二是传播论的问题,它在什么情况下成立,传播论显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文化的传播,但是把特征的扩散都视为传播恐怕又走过了头。在当前情况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考古材料特征意义的问题,否则一篇论文看下来,一多半器物描述的内容真是浪费纸张,更让人伤感的是浪费了生命。对于材料报道者而言,需要充分全面地报道所有发掘材料,不要只是选取几件所谓的“典型标本”描述一下了事。就旧石器考古遗址而言,必须从平面、剖面介绍出土物之间关联,发表所有的材料,包括废品,什么原料、多少数量、加工方式如何等等。相对而言,新石器考古的报告更具有选择性,碎陶片基本被忽视了,只有完整器物才有意义。如果你不知考古材料的特征在哪里,意义是什么,至少应该全面介绍材料,让学术界能够群策群力去研究。

对于学生而言,需要做的是跳出考古学,拓宽视野。史前社会早已消失了,我们看不到,但是类似的社会曾经存在过,留下了许多鲜活的材料,能够给我们更加具象的认识。对旧石器考古研究而言,狩猎采集者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参考框架,研究狩猎采集者的角度很多,文化生态学与行为生态学是比较有帮助的,尤其是在研究史前文化变迁上,如农业起源这样的问题。实验考古也是有效的途径,国内外研究历史已经超过四十年,积累了不少有益的信息,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考古材料特征的意义。高层理论领域实际上与政治关联并不是很多,完全可以去做。只是我们都是这个教育制度的牺牲品,完全缺乏理论思维的训练,很早就被教残废了,我们现在需要“身残志坚”,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困难,突破障碍。不能还像高中生那样等着老师来灌输,需要创造性地学习,探索适合自己的方法,寻找自己期望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不会在一堆考古材料面前手足无措,或是不问为什么,只是重复公式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