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在带来“科学”、“民主”思想和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带来西方人的妄自尊大,一些西方学者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国内也有人妄自菲薄,否定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追根溯源,寻找实据,证明古史,重建民族自信,成为攸关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此后不久,一批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开始了对周口店、殷墟等古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得到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立了国家文物局,并颁发了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多年的考古发掘;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置考古专业;各省区市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和清理发掘工作。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发掘水平得到提高。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考古工作者对史前时期的半坡、北首岭、庙底沟、屈家岭、北阴阳营等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对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郑州、丰镐等遗址和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及其他重要遗址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首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受到西方考古学家的赞誉。

改革开放后,我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1979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其后一些省区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考古学会及相关的研究会;考古学得到迅速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引进科技手段,开拓了水下考古和航空摄影考古领域;大遗址考古发掘得到加强,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尤多,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西南边疆、北方大漠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

田野考古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全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整体规划,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对那些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根据现存的古建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清理大型墓葬时,妥善处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得到较好保存;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矿场、作坊、窑址、工场和沉船、桥梁等。

我国考古工作者积极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过程,为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对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揭示出了一二百万年以来直立人、早期智人至晚期智人在中国境内的进化过程及其生存活动情况;对中国农业起源的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距今1万年以上;理清了广阔地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建立了史前文化的系列和编年框架,提出了区、系类型的考古学理论;随着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史前村落的揭露,对聚落形态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获得重大成果,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关注;在豫西及晋南地区对夏文化进行了连续、深入的探索,找到了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郑州地区发现了二里岗文化遗存,从而确认了早商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和其他重要遗址、墓葬的发掘也获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甲骨、简牍、帛书等文献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重要史料。

从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汉三星堆的发现与发掘,临潼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大同云冈石窟的调查与发掘,到甘肃敦煌石窟的发现、隋唐洛阳城及宋代衙署庭院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北京明定陵的发掘„„新中国考古硕果累累,举世瞩目。近二年来,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浙江杭州雷锋塔地宫的考古发掘和陕西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新发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史发展特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人们可以感受到华夏祖先如何以勤劳和智慧开启人类文明;循着青铜文明、甲骨文字、四大发明,人们可以看见中华文明发展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轨迹。无论秦俑汉陵、塞上长城、长安古都,还是金印玉玺、简册帛书、宝寺佛屠、秘瓷金樽,无不记载着文明古国的繁华和荣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积极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对古代文化遗存做了大量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同时也主动为解决学术课题而进行发掘。仅去年,全国就有4000多个考古工地同时作业,发掘出大量文化遗物,再现了中国古代文化辉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古代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

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从诞生到现在,已走过近200年的历程。按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概括为萌芽期、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基本成熟期、转变期、全面成熟期和继续发展期。

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

萌芽期的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的文物,调查欧洲古代遗迹、北美印第安人遗留下的古迹。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说,中国从宋代开始的金石学传统可以被认为是考古学的萌芽,但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考古学。

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    形成期以19世纪20年代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把古代按照生产工具的质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的观点,并由汤姆森按这一分期陈列博物馆的文物,及发表专著进行阐释为代表。地质学中按土质、土色区分地层的方法被引入考古学,成为“考古地层学”,它使考古学的研究摆脱了古物学仅仅研究遗物形态本身的局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这一时期,在埃及、两河流域和欧洲展开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著名的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初步发展期(1867年至1918年前后)的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挖宝式的发掘受到批评。按层位发掘,准确记录一切遗物的出土位置并将它们全部收集、充分及时地公布发掘成果为人们所推崇。与此同时,出现了被称为考古学两大基本方法之一的“考古类型学”,即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以阐明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地层学的普遍应用和考古类型学的出现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标志。考古学理论则主要是运用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    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的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和重大发现的增多。这一时期获得了一批重要考古发现,在一些考古工作开展较早的地区,初步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序列。此外,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地区从欧洲和近东向东扩展至中国和印度,拉开了这两大文明古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河南渑池仰韶村、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北京周口店等一批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考古发掘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从这些发掘,特别是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整套发掘和记录方法为田野考古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后期(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的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由只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变为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通过遗迹和遗物研究过去人们的行为;运用聚落形态研究的方法探讨社会组织结构;开始注意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这些后来成为考古学研究主要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戈登柴尔德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的理论,对世界考古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的考古学开始起步的时期。以西安半坡和河南庙底沟为代表的史前时期聚落遗址,河南辉县、三门峡等墓地以及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长安丰镐、汉唐长安和洛阳等古代都城都在这一时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工作,为了解其文化内涵提供了新资料,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聚落、墓葬和都邑考古发掘方法。

这期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田野考古专业人才,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又相继设立考古专业,开始招收全日制大学本科生。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三大杂志”的《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刊的。

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考古学无论是在发现和研究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一批重要的古遗址和古墓葬在这时期被发现和发掘,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并开辟了新的领域。例如,位于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分水岭两侧的陕西洛南盆地和腰市盆地新发现的数十处旧石器地点,对认识中国南方与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并有围墙)、大量不同种类的稻谷和伴出农具,对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的稻作农业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成都平原龙山时代古城址群的发现和发掘,使人们认识了一种早于三星堆文化的新的考古学文化 “宝墩村文化”,为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原因和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交互关系奠定了基础;河南安阳市洹北商代中期的花园庄商城的发现和确认,弥补了商代都邑发展过程中商代前期的郑州商城与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之间的缺环,使商王朝历史的考古学观察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上;西汉初期的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北魏都城平城的辟雍和明堂遗址、元朝陪都元上都宫殿遗址的发掘,在中国城市建筑史的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浙江寺龙口越窑的发掘,提供了越窑从唐到南宋初发展的地层证据,纠正了陶瓷史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堪称越窑考古的重大突破……。此外,从1997年开始实施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项目“三峡水库淹没区及迁建区地下文物的抢救保护工程”,全国考古科研机构和高校考古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几乎都云集在三峡库区,每年发掘的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米,先后发掘的重要遗址就有重庆丰都县烟墩堡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丰都县玉溪前仰韶时代遗址、忠县哨棚嘴仰韶时代至龙山时代遗址、忠县瓦渣地及羊子岩(中坝)周代工业遗址、忠县半边街(崖脚)和云阳李家坝等     战国墓地等,这些都为研究三峡地区的远古人类的活动、古代文化的发展进程、巴国历史及其与楚国和蜀国的关系、先秦陶器制盐和相关产业、历史时期的政区地理等课题抢救出大量珍贵资料,笼罩在三峡地区远古历史之上的迷雾也正在被逐渐揭开。

其次是一批重要的考古报告在“九五”期间问世,这些考古报告既是发掘者和报告整理者对某一考古材料的初步研究的成果,又为更多的研究者作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新的考古报告中,有的是已经发掘出多年,迄今才整理完毕的重要考古材料,如新近出版的大汶口文化的《兖州王因》报告。又如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早期中央王朝都城遗址的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该遗址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正式考古发掘报告《偃师二里头》也是在这期间出版;更多的是近十余年新的考古发现,如新石器时代的《舞阳贾湖》、《肖家屋脊》、《宝墩遗址》、《岱海考古》等,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垣曲商城》、《郑州商代铜器窖藏》,北方地区的《大嘴子》、《大甸子》、《朱开沟》,南方地区的《新干商代大墓》、《三星堆祭祀坑》等,西周时期的《洛阳北窑周人墓葬》、《天马-曲村(19801989)》、《张家坡西周墓地》、《三门峡虢国墓》等,东周时期《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太原晋国赵卿墓》,汉唐时期的《汉长安城未央宫》等,就连长期以来很少系统报道考古发现的西藏和新疆也有《拉萨曲贡》、《新疆察吾乎》这两部重要的报告出版。这些考古报告除了揭示了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如宝墩村文化、朱开沟文化、曲贡文化等)的面貌、弥补了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缺环外,还促进了稻作农业的传布和发展、城邦社会到中心都邑的转变、夏商历史的考古学观察、周人贵族墓葬制度、中国区域青铜文化及其文明地位、古代金属采冶技术及其组织、中国古代都邑等课题的研究。有些重要的考古报告一出版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三星堆祭祀坑的报告出版后,很快就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反映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一套丛书也将在近期出版,即其一例。

其三是涌现了大量新的考古学论著,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综合考古研究方面,“九五”期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承担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这一国家社科精品项目,现在已经接近于完成。该书全面综合分析了 中国本世纪考古资料,构架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框架,并为用实物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奠定了基础。欧美学者集体编写的《剑桥中国先秦史》则并列采用文献材料治史和考古材料治史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不强作折衷,其考古研究部分集中反映了目前西方的中国考古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到秦统一时期的文明进程的理解和研究水准。在区域考古研究方面,良渚文化研究的汇集《东方文明之光》和《良渚文化研究》两书几乎涵盖了良渚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代表了目前国内外这一领域研究的水平;《东北亚考古研究》对辽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变迁和各阶段的代表性遗存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并对该区域文明的渊源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作了有益的探讨。在专题考古研究方面,“九五”期间更有《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环境考古研究》、《东亚玉器》、《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汉唐之间宗教艺术与考古》等。此外还有不少已经公开出版的博士生学位论文。这些专题考古学论著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有的研究课题是过去未曾或很少涉及的。

其四是新的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学上运用更加多样。在田野考古记录手段上,我国考古界已经有多个考古教学和科研单位自行开发了田野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或数据库,并运用GISGPS数据采集仪记录和保存考古数据,使用电子全站仪测绘和记录考古遗存,考古学的记录手段已开始跨入数字化的门槛。在考古材料的测年技术上,除了继续使用先前已有的诸如常规C14、热释光等测年技术以外,还建立或改进了加速器质谱的C14、光释光、不平衡铀系法、电子自旋共振法等测年设备,测年手段更加多样,测年数据更加精确。在遗存性质的分析上,考古研究者除了注意通过筛选、浮选、孢粉采样等传统手段来获取更多的信息外,微量元素分析、遗物的成分分析等手段也得到了较多的运用;并已有考古机构与遗传学科研机构合作,开始了提取古代人骨中DNA来研究古代族属的尝试。在考古学研究方法上,区域考古更加受到重视,出现了多篇(部)综合研究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的论著,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的考古系还与国外大学的同行合作开展了小流域的区域考古研究。“九五”期间进行的备受关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虽说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时期初期的年代学问题的一个国家科研项目,最后的结项报告也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通过这项研究,改进了测年技术手段,积累了一大批年代数据,为中国考古学的年代学基础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